中国古代绘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一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累、沉淀的结果。绘画艺术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绘画作品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从远古至两宋，一直是人物画占主导地位。从发现最早的帛画《龙凤人物图》到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从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到梁楷的《太白行吟图》，都有这样一种特点：即很直观地表现了特定的人或事物，在作品里很难感觉得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存在。作者只是以一种客体的身份，对历史或当前的人或事物作一个形象再现。这有点类似于写生，只不过写生时，眼前确确实实存在所画之物，而宋代人物画则可能是根据历史典故、甚至神话传说而想象并进行描绘而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此过程中，作者始终没有把自己，或者说确切一点，没有把自己的人格情趣融入作品之中，直到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出现，才使这种情况有了改观。

山水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至隋唐方始独立。王维用水墨画山水，清淡且自然，这与王维的人格情趣是分不开的。王维早期曾热衷于名利，到了后来淡泊名利，隐居于终南山，以闲云野鹤之身，开创了水墨山水画派。这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继承和发展了展子虔技法所形成的富有装饰性的金碧青绿山水画派相比，正如寒梅之比牡丹、幽兰之比芍药，一者清新，一者富丽，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清淡自然的水墨山水画正是王维淡泊名利，“独坐幽篁里”的真实写照。同时，王维的山水画与诗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正如苏轼所评“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读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从王维的山水画里让人感觉到诗意盎然，感觉到了他那份“弹琴复长啸”的孤傲。

元代是我国山水画出现转折的高峰阶段。元代画坛中心人物赵孟臾提倡书法趣味、笔墨情商，以画寄兴遣情。其代表作《鹊华秋色图》充满文人气质。他培养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被称为“元四家”。《赋春山居图》、《渔父图》、《渔庄秋霁图》、《青卞隐居图》分别为他们的代表作，都表现了一种超脱、空灵、清淡、悠远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也正是作者心灵境界之体现。

花鸟画在东晋、南朝时形成独立画科，五唐时成熟。西蜀宫廷画家黄筌所画，多为宫廷中的珍禽异鸟、奇花怪石，富丽工致、妙于赋色。这与他所处之富贵之乡是分不开的。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南唐布衣徐熙，则擅画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粗笔浓墨、朴素自然，因谓“黄筌富贵，徐熙野逸”，由此二人情趣之不同，可见一斑。赵佶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与其身为皇帝之尊、富贵之极是分不开的，而苏轼等人则擅于画文人花鸟画，象征君子品格的竹、梅、兰、菊成为他们作品中常见的题材。明代徐谓开创了水墨大写意画法，把笔墨效果发挥的淋漓尽致。《墨葡萄图》、《杂花图》强烈地抒发了他慷慨难平的心绪。清代朱耷的花鸟画发展了徐谓的大写意,酣畅奇特，所画鸟兽鱼鸭，白眼向天，孤傲愤世，深含遗民之痛，正所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后来扬州八怪的代表性画家郑燮受徐谓、朱耷的影响很大，以画竹、石、兰、蕙，表达高风亮节著称。凡此种种，皆可以看出：山水画、花鸟画已成为画家本人人格情趣的化身，代表了画家本人的心灵境界，因此而蕴藏于绘画作品中的涵义给后世之人以无穷的回味。

中国古代绘画与人格情趣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即物我合一、情景合一，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日月、天地万物，都是中国艺术着力表现的对象，不仅因为它们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的环境和资源，也因为从它们的生命节律和形式中，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的运行节律和形式，体悟到伦理道德和思想情感。墨竹画家文同说：“竹如我，我如竹”，他之所以醉心于绘画“心虚异众草，节劲逾万木”的竹子，就是要用竹子来表现自己谦虚的品格和坚贞的气节，借以陶冶自己的情操。在中国的古代绘画艺术中，自然是有性格、有感情的，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的作品才是上乘之作。